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城市功能的过份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

水！水！

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最新的计算表明：2000年平常年份北京将缺水2亿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亿立方米。2010年，两项数字会分别达到9.9亿立方米和近20亿立方米。现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云水库来水量日趋减少，今年8月份密云水库蓄水量仅为常年一半，存水估计只能够用一年。明年如遇旱年，北京将难逃“水荒”之苦。　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则远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大量地下水长期超采以后，形成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多毫米。专家们指出，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决京、津地区缺水的“灵丹妙药”。但以最多人赞同的中线工程为例，它的投资达1000多亿，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工程实施后，被引水的汉江中下游流域将严重缺水，三峡水库的发电和用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这流经家门口的几百亿立方水将成众矢之的，如何分配将大有争议，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将大有疑问。

·不堪重负的北京

北京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在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人每天相当于吸两包烟。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1998年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中，北京是情况最严重的一名。

荒漠化的威胁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离北京仅70余公里，并处在“北京盆地”的上风向，即使不大的风力，黄沙也会直扑“脚下”的京城。今年春季，北京连遭沙尘暴袭击，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上海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城区的人口已呈负增长或零增长。北京何以有这么大吸引力？从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国经济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剧增的最大的“磁力”。政府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北京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后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已离不开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一般人不容易感觉到。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

最近，北京享有盛名的赵家大院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被拆掉了，理由是修路。从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现代化饭店参差不齐地冒出，尽管其中个体设计不乏独到之处，却对故宫和古城核心区域和谐巍伟景观造成极大破坏。一些设计师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透露了秘密：“北京的写字楼租金是世界上最贵的几个城市之一，如按规划进行设计，开发商不满意，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提高建筑层数或容积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又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来修改规划条件。”长此下去，北京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将何以自存？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今天，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已从根本上消解了大规模物资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但我们仍不能不考虑定都成本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主动地调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乾脆重起炉灶再建新都，将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及时卸掉妨碍社会进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够及时摆脱过份的功能叠加而获得“新生”。

·北京的4种选择

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份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份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100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论。认为中国应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像。

第一种设想更多注重了北京的现有优势，没有充份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到时仅水危机就可能令北京无法承受。而在北京的强大拉力作用下，建“副都”难以达到预想效果。今天北京周围众多卫星城就未能充份发挥“卫星”作用，且缺水难题还是解决不了。“双都”制也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系统内打转转。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方向上，何况现在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现在是考虑“迁都”之路的时候了。

国家战略重组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主动迁都，通常表现了对未来发展的高度自信，因而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壮举。远者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近者如巴西迁都巴西利亚、德国迁都柏林等，莫不以迁都为契机，秉持“与民更始”的决心，推动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提高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张扬民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最终得以成功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系列宏伟目标。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渐扩大，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痼疾”之一。目前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趋势。尽管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00年全力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带特别是西部地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前进的步伐的。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能力呈下降之势，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西移”也越来越困难。这不能不让我们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大重组。

重起炉灶建新都还能为根本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机。依托新都的“后发效应”，有效避开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推行一系列旨在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体制，当政者便不至于受多方牵制而无所作为。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该国政府趁机将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既保留了其中的精华部份，又使一些三心二意、不愿离开阿拉木图的人脱离政府机构时保留一些优厚待遇，巧妙地实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

从行政效率上看，新都提供的相对集中而又合理分布的空间环境，将能大大遏制施政过程中的拖沓、繁琐和互相扯皮现象，这早被巴西利亚、伊斯兰堡等新都所证实。